周恩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也是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的旷世伟人。在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的今天，铭记历史，缅怀伟人，传承伟人精神依旧具有深刻的时代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周恩来总理的侄子周尔鎏所著《我的七爸周恩来》正是这样一本有很强现实意义的好书。

  《我的七爸周恩来》系作者周尔鎏从家族历史和自身经历的角度，对周恩来行止、为人、思想、境界、影响力进行的严肃谨慎的记录。书中首次公布了诸多独家史料，如家族先辈对周恩来的影响，周恩来最后日子的枕边书以及写小说《房》的愿望，从建国到“文革”，周恩来在家人面前流露的思想看法等，以亲人的视角呈现了公众视线之外的真实可亲的周恩来。本书不仅是专门研究周恩来的中外专家学者的珍贵资料，也是揭示周恩来崇高人格魅力和丰富内心世界的第一手素材。

  《我的七爸周恩来》中文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于2015年8月出版，之后多次加印，目前已销售30000余册。2016年5月，译林社获得此书的外文版代理权，目前已输出英文、日文、俄文、塞尔维亚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阿尔巴尼亚文、僧伽罗文8个文版。其中英文版在2017年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举办了版权输出签约仪式，并在2018年伦敦国际书展上举办了新书首发仪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领导、中国驻英国使馆官员、中国驻德国领事馆官员以及数位中外周恩来研究专家等分别出席。他们都以为，《我的七爸周恩来》外文版的出版“能够在国际上更大范围内推进加深周恩来的研究和了解，并使更多的国际友人通过解读这位卓越的中国领导人进而了解和领略中国的文明、历史和文化”。本文以《我的七爸周恩来》多语种版权输出为案例，分析促进本书多语种版权输出的成功因素，由此引发对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几点思考。

  《我的七爸周恩来》成功输出多语种并非偶然，而是多方合力、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效果体现。

  自代理此书版权起，译林社就和作者方一起商议和布局外文版的输出。英文版是双方最先尝试也是付诸心力最多的版本。英文版的出版社英国查思出版社之前成功推出了“改革开放元勋画传丛书”系列和《屠呦呦传》等多部中国名人传记，对英语读者的接受习惯有着较为深刻的了解。从洽谈版权开始，译林社、作者方和英国查思出版社召开多次讨论会，商议如何在英文版翻译和推介过程中将本书以易于让外国读者接受的形式呈现，力求译文紧凑流畅，宣传文案紧贴国外读者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点，如周恩来总理的高尚品行和人格魅力中深受家族家风影响所体现的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的闪光点，以及对新中国道路探索和建设发展中某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关键性问题的论述等，做好中国故事的国际表达。

  本书英文版的译者曾经翻译过多部中国名人传记，深谙中国历史和文化，有着很强的文字驾驭能力，其翻译后的译文经外方出版社三审三校后，作者方又请美国专家精心把关，事实上，经历了千锤百炼的译文确实经受住了国际市场的检验，也成为此书打开国际市场、进入更多国家的敲门砖。在本书其他外文版的推介过程中，高质量的英文翻译功不可没。尤其是在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斯里兰卡等小语种国家，精通汉语的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英文版的译文质量直接影响审读者对于书的直观感受，高质量的翻译更容易让外方出版社发现书的价值和意义，从而做出购买的决定。

  译林社的“走出去”渠道主要是依靠在数十年的国际版权合作中建立的合作伙伴关系和在海外发掘专业的分代理，等等。此书塞尔维亚文版AlbatrosPlus出版社系译林社在“一带一路”国家开拓的重点合作伙伴，也是塞尔维亚著名社科类出版社，曾成功帮助译林社将《中国经济的现代化》《中国未来十年改革之路》等重点外向型图书介绍给塞尔维亚读者，获得了很大的反响。另外，本书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还得到作者方的全力支持和帮助。作者女儿周蓉女士利用自己的人脉不遗余力地协助推介，成功通过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联系输出了此书的日文版，并在英文版的宣传过程中积极争取到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和中国驻德国领事馆的支持。正是由于多方助力，共同推进，才使得本书走进更多的国家，“遇见”更多不同语种的读者。

  近些年来，中国出版“走出去”风生水起，随之而来的，昂贵的翻译费用也成为出版社不能承受之重，很多优质项目因为资金缺乏难以顺利开展。幸运的是，本书英文版、塞尔维亚文版、日文版获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资助，阿文版入选丝路书香重点翻译资助项目，俄文版由作者方提供资金支持。此外，译林社所属的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对“走出去”极为关注，对于未获国家资助的“走出去”精品项目，也大力扶持，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多方资助保障了本书多语种项目的落地实施。

  中国出版如何更好地“走出去”，是出版人这些年来关注和思考的大问题。作为一名版权工作人员，我有些粗浅的认识愿与大家交流。第一，中国出版“走出去”，需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积极融入国际出版圈。中国总实力的慢慢地加强和国际地位的一直上升为中国出版“走出去”提供了非常好的背景条件；国家对“走出去”的政策鼓励和资金扶持，如各种“走出去”方面的资助以及类似孔子学院之类的文化输出机构为中国出版“走出去”提供了资金保障和平台保障。可以说，这是中国出版“走出去”最好的时代。中国出版人应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抓住机遇，解放思想，胸怀世界，积极参加各类国际出版交流活动，主动融入国际出版圈，这也是推动中国出版走向世界的最重要的方式。

  第二，中国出版“走出去”，要培育一批“爱中国、懂中国、志于推广中国”的“桥梁”。外国图书在中国的译介百花齐放、空前繁荣离不开翻译界、出版界、学术界和民间力量的共同努力，我们该把引进外国图书的成功经验应用到推动中国出版“走出去”的事业中去，去培育一批批真正热爱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有志于和有能力推广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专业技术人员和汉学家，为他们创造条件，加强和当地出版界以及媒体的联系，在当地译介和推广中国图书；重视国外汉学界的学术力量和民间翻译力量，他们也是推动中国图书“走出去”的中坚力量。如历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得主陈国坚、鲍拉·贝利万诺娃、葛浩文等，他们在介绍、翻译和出版中国图书、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为中国图书走向世界搭建起一座座雄伟之桥。

  第三，中国出版“走出去”，要重视国外出版社的关键作用。中国出版要“走出去”，要真正走进海外主流市场，离不开国外出版社这一重要的传播者。选择优质的出版社，就能保证作品在海外出版后，得到一定效果的宣传推广；中外合作，齐心协力，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实现更大推广效果。如《我的七爸周恩来》英文版出版后，英国出版社在伦敦凤凰之家会展中心举办了为期10天的“伟人精神，继往开来——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图片展”，进一步了扩大本书的国际影响力，让世界上更多的读者得以了解中国历史，聆听中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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